陳云“密”事

陳云是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、政治家，杰出的馬克思主義者。細讀有關陳云的傳記和文獻便會發(fā)現(xiàn)，20世紀30年代，他為保衛(wèi)黨中央安全、執(zhí)行黨中央決策做出了非凡貢獻。尤其是他在上海領導中央特科、在長征途中奉命前往莫斯科等特殊情況下所從事的保密工作，更是極為重要且鮮為人知。

戰(zhàn)斗在白色恐怖下的上海

據(jù)中央黨史文獻研究室編寫的《陳云傳》記載,1931年4月的一天，中央特科李克農急迫地找到陳云，告訴他一個緊急情報：4月24日，時任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、參與領導中央特科的顧順章，在武漢被捕叛變了。

顧順章掌握著很多黨內核心機密，特別是“只有極少數(shù)人才知道的中共中央機關和中央領導人住址”，并且“熟悉黨內的秘密工作方法”。他的叛變，給上海中共中央領導機關帶來極大威脅，敵人妄圖“以突然襲擊方式，將中共中央領導人一網(wǎng)打盡”。

那天，李克農接到錢壯飛派人送來的情報后，苦于一時聯(lián)系不上中央聯(lián)絡人，危急時刻，便想到了在上海的江蘇省委，迅速將這一情況告訴了當時的省委書記陳云。陳云立刻上報黨中央，并根據(jù)黨中央的安排，全力協(xié)助周恩來處理這一緊急事件。

他們召集中央特科的聶榮臻、陳賡、李克農、李強等舉行緊急會議，分頭行動起來“銷毀大量機密文件，將黨的主要負責人迅速轉移，并采取嚴密的保衛(wèi)措施……廢止顧順章所知道的一切秘密工作方法”。

為了及時將顧順章叛變情況通告中央機關和江蘇省委，陳云還“連夜派人找了一個印刷廠，出四倍于當時的工錢，在兩小時內將顧順章的照片制版翻印一百多張”，分發(fā)給各級組織，以便他們識別叛徒，最大可能地減少損失。

到了4月27日國民黨將顧順章押解到南京的時候，我們黨“在周恩來和陳云等周密安排下……已經(jīng)采取一切能夠采取的應變措施”，敵人的計劃最終破產了。對此，聶榮臻回憶：“兩三天里面，我們緊張極了，夜以繼日地戰(zhàn)斗，終于把一切該做的工作都做完了。等敵人動手的時候，我們都已轉移，結果，他們一一撲空，什么也沒有撈著�！�

但這一事件的危害卻是深遠的，特別是中央特科打入敵人內部的情報關系遭到破壞，包括錢壯飛、李克農、胡底等地下黨員被迫轉移。危急時刻，如何開展秘密工作，成為擺在黨中央面前的一項急迫而重大的課題。

1931年6月10日，周恩來主持召開中央政治局會議，決定重建中央特科。鑒于陳云自身條件,特別是處理突發(fā)事件的出色能力，中央決定由周恩來、陳云等“重新組成中央特別工作委員會，領導中央特科的工作”。其后，隨著形勢不斷惡化，中央決定周恩來撤離上海，陳云為中央特科總負責人。

陳云接手特科后，從改變工作方式入手，果斷采取了諸多措施。首先，“根據(jù)少而精的原則，調整內部組織”“將已有一定程度暴露、不宜繼續(xù)做秘密工作的主要干部”，包括李強、陳賡等迅速轉移。他還大刀闊斧地撤銷了第四科（將通訊電臺工作移交給中央秘書處）。為了精簡縮編、減少環(huán)節(jié)，由中央特別委員會主要成員兼任科長，陳云兼任第一科科長。同時，在內部“強調單線聯(lián)系，嚴格限制相互之間的往來”。對此，陳云在1977年7月23日回顧工作時寫道：“當時特科同志之間，除相互之間有一二人的聯(lián)系外，并無其他聯(lián)系�！�

陳云還要求，“一切工作人員的社會職業(yè)必須是真實的、有著落的”，尤其注重用“開鋪子做買賣”的方式同敵人周旋。其間，他“花了幾千塊錢，由一些同情革命的可靠人士出面，辦了一二十個小鋪子”。這些鋪子散布在上海市區(qū)各地，起到重要掩護作用。比如，在上海紅廟路，他派人開了一家木器家具店。那時，中央經(jīng)常根據(jù)形勢變化，設立或撤銷某個機關辦公點。有了這個家具店，“機關搬家的時候，東西都弄到那里去，要成立機關，沒有家具又可搬來，很方便，是倉庫，又做商店，又接頭”。如此順理成章，也不易引人注意�！伴_鋪子做買賣”使大家“有了可靠的社會根基，更利于開展隱蔽斗爭”。

長征途中秘密前往莫斯科

1935年5月31日，中共中央負責人召開會議，作出一項重要決定：“派政治局委員、中央白區(qū)工作部長陳云去上�；謴桶讌^(qū)黨組織�！�

對此，陳云曾經(jīng)回憶：“瀘定橋會議是紅軍奪取瀘定橋的當天晚上，在過了瀘定橋的一個地方（是在房子里，不是在外面）召開的。參加會議的有毛澤東、朱德、周恩來、張聞天、王稼祥和我……會議主要決定了兩件事：一是紅軍向北走雪山草地一線，避開人煙稠密地區(qū)；二是派我去上�；謴桶讌^(qū)黨的組織�！�

其實，中央決定陳云去上海，還有更深層的考慮。原來，中央紅軍突破湘江時，唯一的大功率電臺遭到毀壞，中共中央徹底同共產國際失去了聯(lián)系。同時，原本與共產國際保持聯(lián)系的上海中央局屢遭敵人破壞，也被迫中斷了聯(lián)系。遵義會議后，中央形成了新的領導集體，意在向共產國際報告有關情況。正是在這種情況下，陳云秘密前往上海，肩負了“恢復組織、建立聯(lián)系”的重要使命。

為了安全保密，陳云沒有把出行原因告訴任何人，只是在臨行前“委托當時做中央縱隊秘書長的劉英，將隨身攜帶的機要文件交給組織處理”。他從林伯渠那里領取了“到上海的路費和恢復上海黨組織的工作經(jīng)費”，還帶了一部線裝的《三國演義》和一只暖水瓶。他把大額鈔票放在暖水瓶的瓶膽里面，又把劉伯承為他寫的兩封介紹信藏在暖水瓶底部的夾層中。輾轉來到上海后，陳云發(fā)現(xiàn)形勢異常嚴峻，一時間難以開展工作。其間，他化名“李介生”，在關系人章秋陽的幫助下，最終找到了中央特科。

彼時，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通過相關渠道“知道陳云到了上海，也知道上海白色恐怖嚴重、上海黨的組織很混亂”，遂決定“許多留在上海的黨員都應暫時到蘇聯(lián)去”。陳云后來回憶，當時決定“小開”（潘漢年）先走，“我則因任務在上海工作，故不決定即走”。但后來形勢更為嚴峻，他只得交代好工作，又幾經(jīng)周折，最終登上通往蘇聯(lián)的輪船。

回顧這段經(jīng)歷，陳云曾經(jīng)向身邊工作人員說：“在海參崴登陸后，蘇方為了掩護我們，由他們的公安人員持槍裝作押送走私犯的樣子，把我們押送到海參崴公安局。在公安局我們都換上了西裝，休息兩天后，即乘火車赴莫斯科�！�

最終，在1935年10月15日召開的共產國際執(zhí)委會書記處會議上，陳云就紅軍長征和遵義會議做了詳細匯報，“使共產國際了解了中國共產黨和中國革命的真實情況”，這“對他們正確了解中國共產黨以毛澤東為代表的富有實踐經(jīng)驗的領袖群體，具有重要意義”。

遵守黨的紀律，嚴守黨的秘密

早在1939年5月，陳云在《怎樣做一個共產黨員》一文中，就深刻闡述了“遵守黨的紀律，嚴守黨的秘密”的問題。

他指出：“一個共產黨員堅決地自覺地遵守黨的紀律是他的義務。他不僅應該與一切破壞黨紀的傾向作斗爭，而且要著重與自己的一切破壞黨紀的言論行動作斗爭，使自己成為遵守黨紀的模范。”特別是“能在實際行動和日常生活的每個具體問題上，表示出自己是堅決地遵守黨的鐵的紀律的模范”。

陳云不但是這樣說的，更是這樣做的。無論是工作上還是生活中，他一直嚴格要求自己，“嚴守黨的秘密”，包括對家人也始終守口如瓶。

陳云的大女兒陳偉力曾經(jīng)回憶：“大概是1962年或1963年的時候，父親主管國家經(jīng)濟工作，為了回籠貨幣，國家實行了高價商品，市場上銷售一些高級點心、高級糖和其他高價商品。那年夏天，媽媽買了一床毛巾被，就是高價商品，買完以后還挺高興的。沒想到第二天報紙登出來，說因為我們國家經(jīng)濟已經(jīng)恢復到一定水平，可以取消高價商品了，從當天起，所有的商品都降為平價……我媽媽有點抱怨爸爸，但是他說，我是主管經(jīng)濟的，這是國家的經(jīng)濟機密，我怎么可以在自己家里隨便講？我要帶頭遵守黨的紀律�！�

陳偉力還回憶：“在江西的時候，正好發(fā)生了‘九一三’事件，我們最初并不知道北京究竟出些什么事。”“有一天，父親得到通知，到省里聽傳達文件，就是關于林彪事件的中央文件……我非常清楚地記得，那天是下午去的，天快黑了還沒回來，我在路口上看了好多次。他回來后，我就急著問，都說了些什么？”

“我爸說，現(xiàn)在還不能告訴你，這個事情會傳達，但是要等到文件規(guī)定傳達到你這一級的時候，我才能跟你說。這之后我又催問了好幾次，他說還不可以，沒到時間。”“我說人家的爸爸都跟孩子講好多事。他說我就不可以，我不是那樣的人�！�

在陳偉力的記憶里，“父親從來不會把國家機密隨便向孩子們透露，或者把這些事情作為聊天的資料來跟我們講”。他不允許子女隨便到他的房間，“尤其是擺著文件的時候”�！八�說，國家的機密你們不能知道，不該問的就不能問，不該知道的就不能知道，不該看的就不許看。”

三女兒陳偉蘭也說：“父親是個堅持原則、遵守紀律的人，他不希望兒女參與他的工作，不該看的文件，不該聽的事情，他不希望我們多問多說。”陳云就是這樣，用實際行動模范踐行了黨的保密紀律和保密要求。

 

（轉載自《保密工作》雜志2021年第3期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