南方局領導下的秘密交通

今年是中共中央南方局（以下簡稱南方局）成立80周年�？谷諔�(zhàn)爭進入相持階段后，為推動抗日民族統(tǒng)一戰(zhàn)線，領導南方國民黨統(tǒng)治區(qū)和部分淪陷區(qū)的中共黨組織，以及在此范圍內(nèi)設立的八路軍辦事處、《新華日報》等公開機構，中共中央六屆六中全會決定成立南方局。

秘密交通線的開辟

1939年1月，南方局在重慶成立。當時，重慶作為大后方的樞紐，擁有便利的運輸條件，南方局根據(jù)國共合作的新形勢，把我黨交通運輸工作的歷史經(jīng)驗與現(xiàn)實條件相結合，創(chuàng)造性地開辟了秘密交通線。

一是利用國民黨控制的水陸空交通體系，以重慶、桂林、香港八路軍辦事處為基點，以公開的貴陽交通站、衡陽交通站、八路軍駐湘通訊處和駐韶關辦事處為掩護，建立秘密交通站，設專門機構或人員，在組織關系與管理上與公開交通截然分開，建立起一條北達延安，南至東南亞，同時連接東南局、新四軍的交通網(wǎng)。

二是由周恩來等領導人親自負責，董必武、葉劍英、博古直接參與建設，在南方局組織部具體分管下，專設交通處，廖似光、袁超俊、劉少文、趙平等曾具體負責。

為打退國民黨頑固派掀起的反共高潮，南方局根據(jù)中共中央“隱蔽精干、長期埋伏、積蓄力量、以待時機”的方針，對秘密交通確立了“分散布置”“先從敵后布置起”和“向上發(fā)展”等原則，并在《關于組織問題的緊急通知》中作了具體規(guī)定：“建立完全秘密的接頭、會議、交通、通訊等機關，嚴禁無直接工作關系的同志進出這些機關，訓練秘密的交通。”

南方局的秘密交通南至香港，東至上海，西至西康，包括江西、湖南、湖北、廣東、廣西、貴州、云南、四川等地，形成了5條主要線路。第一條以重慶為中心，建立了延渝線、川鄂線、川黔線、川滇線；第二條以桂林為中心，包括南方工作委員會（以下簡稱南委）、廣西省工委、湖南省委的秘密交通；第三條以香港為中心，還與海外一些地區(qū)建立了獨立的交通聯(lián)系；第四條以上海為中心，在土地革命時期秘密交通線的基礎上建立，為溝通解放區(qū)、敵占區(qū)、國民黨統(tǒng)治區(qū)發(fā)揮了重要作用；第五條是南委的交通線，北可與新四軍蘇北根據(jù)地聯(lián)系，南可溝通香港。另外還建立了南方局與各省委、特委的秘密交通。

皖南事變發(fā)生后，為了應對突發(fā)事件、轉移干部，南方局還建立了兩條相互平行、獨立運轉的交通線。一條是孫友余建立的，沿嘉陵江經(jīng)重慶江北到四川，再到寶雞的川陜線；另一條是袁超俊布置的，從重慶江北統(tǒng)景經(jīng)北碚、合川、銅梁、鄰水、大竹等到達縣的線路。

嚴密的保密設計

南方局成立之初，有的地方黨組織把秘密交通站、聯(lián)絡點設在《新華日報》分銷處等公開機關，交通員常出入其中，非常容易暴露，周恩來、葉劍英發(fā)現(xiàn)后，對這種情況進行了批評，并要求除指定的交通員外，其余從事秘密工作的人員不得出入公開機關及其工作人員的家。

南方局從所處的環(huán)境出發(fā)，創(chuàng)造性地提出在國民黨統(tǒng)治區(qū)工作的中共黨員，要實行“三勤”——勤業(yè)、勤學、勤交友，和“三化”——職業(yè)化、社會化、合法化。同時針對秘密工作的特殊情況，要求公開工作和秘密工作、上層工作和下層工作嚴格分開，具有公開身份的干部，不要同地下黨員發(fā)生聯(lián)系，從事秘密工作的黨員，一般也不到八路軍辦事處來等。此外，按照周恩來指示，南方局還成立了秘密工作委員會，制定了工作條例。

1942年3月，在《大后方黨緊急處置辦法》中，南方局又對使用秘密交通的方法作出更具體的規(guī)定，要求上下級平常不通信件，盡量以口頭傳達為主，可由交通員護送相關干部直接到南方局聽取傳達，或由交通員代為傳達，因特殊情況必須使用秘密交通時，應先規(guī)定專門暗語等。按照秘密工作規(guī)定，同一級黨組織的負責同志，不能住在一處，各自的地址也互不知曉，需要聯(lián)系時，須通過秘密交通接頭。

各地到紅巖村八路軍辦事處的人員，先約好在重慶市內(nèi)的見面地點，由交通員去接，或約好夜晚悄悄進入辦事處。毛澤東曾說紅巖村是“一個山頭，兩個世界”，周圍布滿了特務，稍有不慎就會造成嚴重后果。

有一次，孫友余到八路軍辦事處向周恩來匯報工作，掏口袋時掉出了一本電報明碼，周恩來當即嚴肅批評：“為什么身上帶著文件！”雖然電報明碼不涉密，但身上帶著任何能說明自己身份的東西，都是違反保密紀律的。從此以后，孫友余凡外出執(zhí)行任務，身上均不攜帶片紙只字。

從八路軍辦事處去往各地的人員，都由汽車先送到城內(nèi)，除了要走的同志外，還故意擠滿一車人。到城里后，先讓別的同志下車，吸引特務跟梢，最后再把要送走的同志放下車，由城內(nèi)的交通員護送或自行買票離開。有時就在路邊一側下坡的位置將要送走的同志放下，方便其迅速離開。因為交通員的謹慎細致，這方面從來沒有出過差錯。

1944年，為了送兩個廣東的同志去南方，劉少文提前一兩個月就與交通員研究接送辦法。這兩個同志需要在市區(qū)停留兩晚，住旅館如果遇到特務盤查很容易發(fā)生危險。交通員冒著酷暑跑遍大街小巷，在一條僻靜的馬路邊租到一間房，自己又試住了一段時間，觀察周圍環(huán)境和左鄰右舍沒有可疑情況后，才放心地將這兩位同志接去。

為了不泄密，所有反映秘密交通關系的名單、地址、聯(lián)絡方式、暗號等都寫在一本兩寸長、一寸寬的極薄的小本上，與一盒火柴放在一起，一旦出現(xiàn)緊急情況立即銷毀。

秘密交通線上往來的情報也要使用密語或隱語——最早是用米湯一類的淀粉或明礬水書寫，用碘酒或水涂后顯影，后來逐漸被特務識破，就用黃血鹽溶入水中寫字，綠礬水涂了顯影，或者反之。還有事先約定隱語通信，如用反語，“大爺某月某日不會來”就是“大爺某月某日會來，請接洽”的意思。機密文件都寫在極薄的紙上，卷好藏到自來水筆的筆管里、牙膏管內(nèi)，或縫在衣服的邊角。從事秘密交通工作的同志，還廣泛利用從各方搜集來的國民黨機關信紙信封、空白路條，必要時甚至用肥皂刻制國民黨機關印章，蓋在假證件、路條上，供交通員使用。

共同的戰(zhàn)斗

南方局十分重視對在秘密交通站、情報點工作的同志進行思想教育，常常有機會就召集他們回紅巖村，學習公開工作與秘密工作、合法斗爭與非常斗爭，以及上層統(tǒng)戰(zhàn)與下層發(fā)動的方法策略等，并進行氣節(jié)教育。周恩來總要擠出時間與這些同志談話，有時一談就是三四個小時甚至通宵，還經(jīng)常作形勢報告，幫助他們堅定信心。

1942年，南方局召集部分同志回紅巖村匯報工作、學習黨的整風文件，時間長達1個月。為了保密，交通員被專門安排在相對獨立的房間，食物由專人送至房內(nèi)，領導同志找他們談話時，也都親自上門。

有一次，交通員楊仲明回到八路軍辦事處向劉少文匯報工作，住在紅巖村期間，偶遇了自己的入黨介紹人、川北工委書記王敘五，倆人已六七年沒見面，在此相遇都十分興奮，王敘五就到楊仲明房間想多聊幾句。剛剛坐下，劉少文就推門進來，嚴厲地責問王敘五：“你為什么來這里？”他們知道自己違反了保密紀律，有著20多年黨齡的王敘五像做錯了事的小學生，頓時面孔通紅，連連檢討。劉少文接著追問他們的關系，并要求楊仲明書面報告相關情況，接受組織審查。

嚴格的保密紀律和強有力的思想教育，保證了南方局領導下的交通員在任何情況下都能做到臨危不懼、忠誠于黨。根據(jù)周恩來指示，由鄂西特委撤退到重慶的唐亞子夫婦，在小梁子鬧市區(qū)的馬路旁搭了一處木棚，以賣香煙、肥皂為掩護，建起一個特殊的聯(lián)絡點，聯(lián)系人是袁超俊。1946年，袁超俊調往上海，唐亞子夫婦便轉由四川省委副書記張友漁聯(lián)系，1947年，四川省委機關突然被查封，人員被迫撤回延安，唐亞子夫婦與上級失去了聯(lián)系，但他們一直堅守著自己的崗位，直到解放。

我國沿�？诎侗蝗哲娬碱I后，滇緬公路成為唯一的國際交通線和支持抗戰(zhàn)的“動脈”。為了打通這條交通線，周恩來向秘密黨員盧緒章布置了一項特殊任務：利用個人關系建立黨的秘密據(jù)點。盧緒章在上海有一家廣大華行，在昆明也開有分行，多年來積累下一定的經(jīng)營實力和社會基礎，同時他為人穩(wěn)健、組織性強，非常適合做秘密交通站負責人。此后，廣大華行由南方局直接領導，不能與地方黨組織發(fā)生橫向聯(lián)系，盧緒章也不能暴露政治身份，包括對自己的父母和妻子。

為了完成黨交給的任務，盧緒章將廣大華行遷往重慶，并在昆明、成都、西安、蘭州等地都開設了分行或辦事處，使廣大華行形成了以重慶為中心的西南、西北交通網(wǎng)絡。盧緒章還廣泛結交各種社會關系，通過國民黨軍政人員，他能順利買到去各地的機票，為秘密交通提供了極大便利。經(jīng)過極其艱難的開拓，廣大華行打通了從上海到香港、海防、昆明、重慶、西安、蘭州、新疆，甚至到蘇聯(lián)的秘密交通線。盧緒章領導的廣大華行也為黨組織提供了不菲的經(jīng)費，僅1942年，就一次性給韶關地下黨組織提供了85萬法幣現(xiàn)金。為了黨的事業(yè)，盧緒章以國民黨特別黨員、第二十五集團軍少將參議的身份周旋于國民黨上層人士及商場間，他一直牢記周恩來的教導“要像八月風荷，出污泥而不染”。廣大華行關閉時，盧緒章和商行黨員們將個人紅利和結余的100多萬美元全部作為黨費上交。

在南方局的秘密交通線上，也有許多交通員獻出了寶貴的生命。1942年，南委遭破壞后，交通員張海萍被捕，她用自殺的方式向黨組織報警，保護了黨的機關和干部。南江秘密交通站負責人黃紹輝的公開身份是巴山石墨公司業(yè)務員，他以此為掩護，開辟了一條繞過甘肅邊境進入陜甘寧邊區(qū)的交通線，后來根據(jù)組織安排，他又在裕中水電商行等從事秘密交通工作，直至被捕，1949年犧牲于渣滓洞。

南方局領導下的秘密交通在抗日戰(zhàn)爭和解放戰(zhàn)爭初期發(fā)揮了十分重要的作用，保證了大量物資的運送、黨和抗日軍隊及各類人員的往來，還承擔了傳達上級指示、聯(lián)系下級、保衛(wèi)黨的機關等各項艱巨任務。80載風云際會，歷史不會忘記，更多秘密交通線上的故事正被挖掘。

 

（轉載自《保密工作》雜志2019年第10期）